广陵集 2020｜08 七月 雅俗之辩两篇
本文自动拆分自《广陵集 2020》。
上篇 拨开语言的雅与俗
近日，HSK在送抵武汉的抗疫物资的赠语“山川异域，风月共天”刷爆网络，有人一边感慨着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却一边批评着“武汉加油”的粗俗不堪。大抵人们平日都奉雅言为圭臬，而将市井文字视为粗鄙之人的代名词。追求文字的雅正，这固然是不错的，然而文章的优劣又不可单以语言的雅俗论。雅与俗，各得其宜，各尽其妙。
以诗词为内核的雅言，在表达日益贫乏的当代，正焕发出其新的生命力。一部《红楼梦》诗词算来竟数百篇，其中“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等句，用极含蓄的手法体现极丰富的感情，莫怪乎鲁迅先生赞它“集古典小说大成”。直到当代，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可谓是雅言的一大好例了。他在采访中说：“当代中国作家，若他的文笔中有文言的墨水，文章写到紧要关头，便能文白相济，招之即来。”这真是一番好见解。
然而在描写生活时，雅言有时就显得格格不入甚至造作。事实上，在抒写情感时，俗语有时更胜雅言。《水浒传》中，像李逵这样“我们都做大官，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子，却不强似在这里鸟乱”的“粗鄙之语”比比皆是，却不妨碍许多人的喜爱，究其原因，便是看似粗鄙的语言下却有着一个一腔热血的黑旋风。蒙田曾云：“语言只是一种工具，通过他我们的意愿和思想就得到交流，它是我们灵魂的解释者。”看来不论雅俗，只要真心真意的情感都是好文字。
字面上的雅不指艰涩，而俗也有别于恶俗。它们说到底都是情感表达的一种。朱自清在《论雅俗共赏》中说：“雅俗共赏，并非打倒旧标准，只是要求那些雅士理会到或迁就些俗士的趣味，好让大家打成一片。”于是我们可以放心得出结论了，雅与俗并不应该是我们写作时第一在意的东西。不管是简洁激昂的“武汉加油”，还是悠久隽永的诗词情怀，都属于传递情感的方式。
写出皇皇巨著《包法利夫人》的福楼拜说：“语言就是一架展延机，永远拉长感情。”我们能对一行诗词、一句加油潸然泪下，从来不在于语言的雕琢有多么精美，而是建立在同为人类大家庭的共情之上。此层情感的刹那相通，早已抵过千言万语，谁还会在乎最初的形式！
在如今纷繁的网络社会中，似乎许多人都只关注用愈发华丽的文字掩盖愈发贫乏的心灵，这场“武汉加油”的论战恰恰体现出人们对真情实感的漠视。“一笺心语寄风月，何人不共此时情。”相较于希望人们用熟练的语调念出“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我更希望每一个中国人可以发自肺腑地祝福：
“武汉加油！”
下篇 雅俗共赏的一声惊雷
近日，在某直播平台上，杨坤公开批评喊麦歌曲《惊雷》的低俗，“不是音乐”，而原唱MC六道随即毫不避讳地喊话杨坤：“你没一首歌比惊雷火”，这随即在互联网上引发了沸沸扬扬的讨论。事实上，文化的优劣不可单以雅俗论，而这声“惊雷”在警示着我们：雅俗共赏的要求在当今已经极为紧迫了。
其实早在2018年，诗人食指就大肆抨击余秀华“不是诗人”，掀起雅俗之争，甚至早在民国就有朱自清《论雅俗共赏》的讨论。但唯独这次在社会上引发的争议尤大，这似乎是《娱乐至死》作者波兹曼的预言终于显灵：电视乃至互联网会使我们的文化充满庸俗的感官刺激，最终导致社会的割裂与文化的毁灭。
现代生活以尼采的一句“我们的生活从来不曾如此的世俗化。人人浑身上下撒满了文化的佐料，好让自己成为一道大餐。”为嚆矢，滥觞于所谓雅与俗的大变局，实质上是现代文化日益向大众普及的必然结果，“雅”与“俗”的产生本身并不是所谓的倒退，而反而是进步，两千年前楚地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出现便是如此。
然而，正如学者沃尔特•李普曼所言，“我们一早便能辨认出为自己定义好的文化，服从于此”，我们会不自觉地服从于自己的身份所对应的文化并拼命维护，从而得到身份的焦虑的缓解，这将导致文化逐渐地圈地自萌，鄙视链层出不穷，最终社会将丧失审美力，杨坤的忧虑便在于此。
李普曼认为，由于边际效应的作用，艺术文化终将分化得日益明显。虽然我们承认个人经历对审美观的不同作用，但我们不应在象牙塔内对高雅文化皓首穷经，灰心丧气，也不应在闹市场对俗文化趋之若鹜——若如此，雅将趋于僻雅，俗则将留于恶俗，这是我们谁都不愿意见到的。这雅与俗的交融需要我们每个人用积极了解借鉴的方式去实现。
朱自清讨论雅俗共赏，重点并不是废除原有的审美标准，而是让不同趣味的人仍能进入交流。四大名著的传播便说明了这一点：《红楼梦》借电视剧走进当代生活，《三国演义》也曾从宋元评话和市井讲述中逐渐走入书斋。文化正是在往返与转化中延续。
网络上的雅俗争论，问题不只在作品本身，也在于人们习惯用审美划分身份、确认优越。当高雅与通俗各自封闭，交流便只剩下互相否定。《惊雷》引起的争议真正值得反思之处，正在这里：雅得其怡，俗取其妙，而彼此仍应保留理解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