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游 Talk.03｜01 1、当代文学史课上的“真敢讲”
本文自动拆分自《三人游 Talk.03》。
这学期，我在上中国当代文学史。老师划分文学史阶段的方式相当大胆：他把八十年代文学的结束点定在八九年，又认为进入新世纪以后，文学环境分别在二〇〇八年奥运会和二〇一二年十八大前后出现了新的变化，变得愈发复杂。
课程安排本身也颇能说明他的态度：一九四九至一九六六年只讲一课，以《青春之歌》为例；一九六七至一九七八年也只讲一课，讲《沙家浜》；一九七九至二〇〇〇年却安排了整整八课。他半开玩笑地说，改革开放以前的文学，自己“不敢多讲”。
真正让我觉得他“真敢讲”的，是他谈及不同代际的政治感受时说：
“我是八九十年代过来的。现在看你们被教化了十几年，感觉你们爱国爱到有点吓人了。”
“现在互联网上到处都是‘战狼’思想，张口闭口就是‘美帝亡我之心不死’。可八九十年代不是这样，那时候大家敞开胸怀，接纳一切外来文化。”
我一边听，一边忍不住感叹：这个老师确实什么都敢讲。
文学进入市场以后
那节课上，老师谈到文学与市场化的关系。他认为，文学原本属于精英文化的一部分；然而，市场化带来了后现代社会的文化逻辑，一切文化都逐渐被商品化。面对这种变化，精英文化只有两条路：要么退守象牙塔，要么进入大众文化，在市场中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他以新写实主义作家方方和新现实主义作家贾平凹为例，讨论文学如何在世俗化、商业化的环境中改变自身。听到这里，我忽然觉得，如今人们评价事物的标准似乎越来越容易被简化为商品价值。K-pop 也是如此。人们关心的不再只是歌好不好听，而是销量、排名、代言，以及团体创造商业价值的能力。甚至每月发布的商业价值榜，都可能比作品本身获得更多关注。
我把课堂上的想法发给红。红看到“方方”两个字，立刻警觉起来。“方方？”她问，“老师还在捧方方吗？”
我说，老师主要谈的是“日记”引发的争议。他不理解，为什么一个作家写日记，会被指责为“给境外势力递刀子”。在老师看来，方方的写作之所以招致如此激烈的反应，是因为它触动了一些人的利益。
红并不同意。她认为，方方同样可能是在为自己的利益写作；所谓“触动利益”，不能天然证明写作者正确。她还质疑作品在海外迅速出版的动机，认为其中存在迎合境外市场、夸张乃至歪曲事实的可能。这些判断我无法确认。我真正感兴趣的仍是老师提出的商品化问题。
红则提醒我：文学如果完全脱离商品交换，作家很难维持生计。文学也从来不只属于少数知识精英，它本就同时包含“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如果坚持把文学定义为高高在上的精英文化，反而可能割裂文学与普通人的关系。“我也不觉得一个真正高尚的作家只会追求温饱。”她说，“一个好导演可以拍商业片，但也应当拍包含自己思想的电影，哪怕叫好不叫座。”
文学真的曾经影响整个社会吗
八九十年代，北岛、顾城、余华、刘震云等作家，似乎都曾经对社会价值观产生过很大影响。今天当然仍然有好作品，但好作品已经很难像过去那样形成一种公共潮流。文学似乎越来越像圈内人的自我欣赏。于是我问：如果文学不再是时代的中心，那么今天真正塑造社会潮流的东西究竟是什么？
红却怀疑，我可能夸大了八九十年代文学的影响力。那时的文盲率仍然不低，大学生人数也远少于今天。文学知识分子之所以觉得文学影响了整个社会，或许只是因为他们身处文学圈，观察到的是自己身边的“统计学”。更重要的是，社会价值观首先来源于社会变革，而不是作家的凭空创造。作家只是捕捉、表现了已经发生的变化。文学起源于生活，但并不意味着文学创造了生活。
“有没有可能，”红说，“文学作品的影响力从来没有你想象得那么大？如果从社会上随机挑出一百个人，其中会有几个人对文学有很深的见解？不只是现在如此，八九十年代如此，更早的年代可能也是如此。文学在大部分时候，本来就带有圈子自嗨的性质。”这话很有道理。可如果文学的社会影响本就有限，那么“社会意义”是否应该在文学评价中适当让位？我们是否更应该关注作品本身的文学性？
样板戏曾经被官方推崇多年，但在失去特定的社会功能以后，许多作品也随之淡出普通人的视野。这是不是说明，依附于现实功用的文学，终究难以只凭“社会意义”获得长久生命？红却说：“文学是为人服务的。没有社会背景的文学是浅薄的。你挑选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它的背后都有社会与文化的背景。你找不到真正与社会无关的文学作品。”
文学性与社会性
我们的分歧由此变得清晰。我承认，文学不可能脱离社会；但文学作品总有高下之分。如果评价标准主要是社会意义，文学是否会滑向一种实用主义？一部作品难道必须承担明确的社会功能，才算有价值吗？
红解释说，作家未必是“为了社会意义”而写作，但写作一定以社会经验为起源。社会如同土壤，作家只有先站在这片土壤上，才能开始耕种。我逐渐意识到，我们争论的可能不是“文学要不要社会”，而是社会究竟以何种方式进入文学。
作品说到底仍然是作家的己见。优秀作家之所以能够留下来，或许正是因为他抓住了某个时代的情绪、结构与思想潮流，并把它们转化成具有独特形式的个人表达。社会提供土壤，却不能代替写作本身；社会意义也不能自动生成文学价值。
与此同时，时代变化得太快，许多老作家仍然受到过去经验的束缚。今天的一些作品反复沿用几十年前的伤痕叙事，张艺谋等创作者也常被批评为二三十年来始终在重复有限的主题。不是那些历史经验已经毫无价值，而是旧有的表达方式未必还能准确触及今天的生活。
这也解释了我为什么越来越愿意读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其中所描写的某些生活经验，反而让我感到熟悉。作品与读者之间的距离，并不完全取决于国别或年代，而取决于它是否触碰到了读者正在经历的精神现实。
谁能抓住时代的脉搏
能够在文学史教材中留下名字，已经很了不起。即使一个作家最终只有一两篇作品被记住，那也意味着他曾在某个时刻准确抓住时代思潮，并为它找到了一种足以流传的形式。
老师在课上讲到，方方的中篇小说《风景》通常被视为新写实主义的重要作品。小说以相对平静的写实方式，呈现底层百姓贫困而琐碎的日常生活，也对过去文学中某些理想化的历史叙述构成了冲击。课程材料还谈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以后，日常生活审美化推动了文学的世俗化与大众化，却也可能带来新的局限：当写作者过度沉浸于个人琐事和欲望叙事，便可能因为与日常生活贴得太近，而失去观察、反省生活所需要的距离。
这似乎又让问题绕回了原点。文学既不能完全脱离日常生活，也不能只是机械复制日常生活；既不应以精英姿态拒绝大众，也不能让商品价值成为唯一尺度；既产生于社会，又不应仅凭社会功用决定高下。作家必须进入时代，同时又要与时代保持足够的距离，才能看清自己究竟身处何处。
争论到最后，红发来一段王小波的话。王小波讽刺中国人文知识分子总想“以天下为己任”，不仅想替普通人设计信仰，还希望自己充当牧师、神学家乃至圣人；然而，老百姓究竟相信什么，并不由知识分子说了算。更要命的是，知识分子自己也同样是普通人。
这段话我以前见过，却没有真正留意。此刻重新读到，忽然觉得格外精辟。或许，文学从来没有真正站在社会之外。作家不是俯视众生的圣人，读者也不是等待启蒙的无知群众。文学所能做的，未必是替一个时代规定意义，而是在时代的喧嚣之中，为复杂、矛盾而具体的生活留下证词。
至于新世纪文学为什么显得式微，现在下结论或许还太早。我们只能从市场化、媒介变迁、文化分层、代际经验和作家自身的局限等角度，逐一接近这个问题。但至少，那堂课和这场争论让我意识到：真正值得讨论的，不是文学究竟应该高居象牙塔，还是彻底投身市场；而是当时代的脉搏不断变化时，文学是否还能听见它，又是否能够创造一种不被时代噪声淹没的声音。